在儒家传统里，“志”是中国哲学的关键范畴之一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它既是开启学问之门的钥匙，也是塑造人格的基石，贯穿于求知、修身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各个环节。“志”不仅反映了个体内在的主体自觉与精神导向，更是道德实践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源头。
在儒家的视角下，“志”绝非普通的愿望或目标，而是一种源于心性、关联大道并付诸行动的主体性力量。在人工智能时代，外在的技术理性虽然拓宽了人类能力的边界，但也存在削弱内在自觉与价值判断的潜在风险。此时，回顾儒家“志”的传统，或许能为我们在当代重建主体性、滋养心灵提供有益的资源与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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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于道
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，“志”已然展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。作为心灵自主选择的体现，“志”是一种无法被外力剥夺的精神力量，正如孔子所说：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。”这种源自自主选择的精神力量，构成了士阶层积极探索知识、克制私欲以恢复周礼，并致力于实现天下大同的内在支撑。
孔子所讲的“志”，首先与“学”紧密相连，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（《论语·为政第二》）。在孔子所处的时代，礼崩乐坏不仅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秩序崩塌，也预示着旧有的权力获取机制出现松动。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士阶层，在血缘宗法之外获得了新的执政可能性。这条道路就是自觉学习传统的礼乐体系，以此约束自身，成就个人的德才。当然，在孔子的观念里，这种“学”的自觉性并非源于对权力的渴望，而是基于个体自我成长与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。
对孔子而言，研习礼乐并非最终目的，个体的独善其身也并非他的追求，其终极目标是实现“大同”的社会理想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志于道”。一旦将“道”确立为最终志向，个人的困境与挫折便不足为惧，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”（《里仁第四》）。正因如此，孔子才会发出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（同上）的感慨。在这种语境下，“志”成为连接个体与理想、内在心性与外在秩序的关键纽带。“志于道”体现了个体对自身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对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。“君子”之所以为“君子”，就在于能够主动以“道”为志向，将个体的自我实现融入群体秩序的构建之中，即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
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，“志”在孔子哲学体系中呈现出类似“价值理性”的自觉形态，它赋予行为明确的目的和深刻的意义内涵，而非仅仅追求工具理性层面的效率最大化。因此，要确保“志”的主体性特征，就需要在知识获取与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觉，并将这种自觉意识与社会治理、他人安顿紧密结合。孔子关于“志”的论述虽未形成系统架构，但为后世儒家的心性论与工夫论奠定了基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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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气相动
孟子对“志”的阐述，标志着儒家心性论在战国时期的深化与转变。面对礼乐秩序进一步瓦解的现实，孟子意识到得君行道、实现仁王天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。在纷争的时代和新型君臣关系中，维护士君子的尊严变得愈发迫切。为此，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“志于道”的政治理想，另一方面则转向内在的心性结构，寻找个体尊严与道德的根源，借此获得实现个体尊严、成就自身德行的主体性力量。“志气互动”说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。这一命题的提出，进一步强化了儒家成德之学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特征。
“志”作为“心”的方向，一方面指向外在的王道理想，另一方面则与天赋四端相关联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孟子的仁政哲学与性善论得以自然贯通。对于士君子而言，只有不断涵养扩充内在的四端，成就自身德才，才能通过施行仁政实现家国治理，乃至达到“仁覆天下”的王道境界。通过对“志”的深入挖掘，孟子不仅为孔子之“道”找到了内在的德性基础，也为士君子践行仁政提供了主动性保障。
由于德性与王道具有一致性，“志”必然趋向于外在实现，也必然与“气”相互作用。在孟子看来，“志”所具有的强大定向性和主宰力，首先体现在对“气”——生理、情感与能动力量——的统领与引导上，“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焉。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“志”确定，“气”就随之而动，“志”改变，“气”也会改变，二者构成一种动态的交互关系，共同保障个体的道德实践与生命活动。
然而，正是因为“气”的存在，“志”的完全贯通并非必然。孟子并没有简单否定“气”，而是认识到“气”作为“志”的正向辅助力量的重要价值：通过“集义”培育“浩然之气”，进而以“浩然之气”“配义与道”。只有在“浩然之气”的支持下，心志才能坚定，个体才能凭借道德自信超越政治地位的差距，保持人格独立，坚守王道理想。
孟子通过构建“志—气”关系，不仅回应了时代的价值危机，也推动了儒家道德主体哲学的重要发展。他将孔子外向型的“志于道”，转变为内向型的“立志养气”，为个体在乱世中安身立命、实践理想提供了切实的心性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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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良知
王阳明的“志”论，在继承孔孟思想的基础上，通过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与“致良知”等命题，实现了对“志”的本体论深化与实践性强化。
王阳明明确指出，“夫学莫先于立志，志之不立，犹不种其根，而徒事培壅灌溉，劳苦无成矣”，“盖终身学问之功，只是立得志而已”（《传习录·示弟立志说》）。此“志”指向人人与生俱来的天理与“良知”，“只念念要存天理，即是立志，能不忘乎此，久则自然心中凝聚，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。此天理之念常存，驯至于美大圣神，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”（《传习录》上卷二）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他直接继承并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说。
“知行合一”作为阳明早期学说的核心命题，“志”已贯穿其中。它不仅保证着“知”的方向，也规范着“行”的目的。阳明强调：“学者一念为善之志，如树之种，但勿助勿忘，只管培植将去，自然日夜滋长，生气日完，枝叶日茂。树初生时，便抽繁枝，亦须刊落，然后根干能大。初学时亦然，故立志贵专一。”（《传习录》上卷三）志动则意动，意动则事成，心体、志向与行为在知行合一的过程中实现了贯通。
到了晚年，“知行合一”与“格物致知”等学说被进一步凝练为“致良知”，其本质依然是“志”的充分扩充与切实落实。在这一框架中，“志”承担着双重角色：一方面，它是良知自觉的起点；另一方面，它是在克服私欲、恢复心体本然之明的过程中不断经受锤炼与验证的对象。这一“立志—致知—践行”的工夫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一个持续不断、反复深入的过程。阳明以“磨镜”为喻，只有常常用力、勿忘勿助，才能恢复心体的本明，使志更加纯粹，良知更加彰显。也正因如此，“志”在阳明学中不仅是成德的基础，更是成己成物、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根本保证。
王阳明对“志”的探讨，既回应了明代中期以后士人精神内在化及主体性增强的思想需求，也完成了儒家自孔子提出“志于道”、孟子倡导“养气持志”以来道德主体性哲学的体系化构建。他让“志”完全扎根于心性本体，同时赋予其清晰的实践导向与具体路径，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塑造与社会改造提供了坚实的心性基础。
在人工智能日益影响人类决策与认知的时代，儒家关于“志”的论述为捍卫与激发人的主体性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参照。孔子提出“志于道”，强调人应主动趋向社会理想与价值自觉，而非被动顺应外在环境；孟子主张“以志帅气”，突出心志对身体、情感与行动的主导作用，倡导通过“养气”与“集义”维护内在自由；王阳明则将“志”融入“致良知”之中，把“立志”视为知行的本原动力，强调在实践中磨砺本心、恢复明觉。三者共同指向一种具有价值定向、心志自主与实践动力的主体性模式。面对人工智能的辅助甚至替代，人更需“先立乎其大”，明确道德意图与人生的根本目标，以“志”统领技术应用，而非被工具理性所左右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在算法推荐与外部决策框架中保持人的判断力、责任感与价值的最终决定权。志在，则人仍在——这或许正是数字时代儒家思想对人类文明存续发展的核心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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